主要的法律包括《传染病防治法》《疫苗管理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动物防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红十字会法》《消防法》等。

但根据萨维尼的法律发展阶段理论，法典化必须建立在学术法时代高度发达、知识性积累高度充备的基础之上，[3]即任何一个法典化时代的开启都必须以相应法律学说的理性化进阶为前提，范畴的统一与概念的共识自是题中之义。而就其程度而言，健康是一种完全的饱满状态，不能克减，从而极具创造性和广泛性。

随着慢性疾病超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成为影响人口健康的主要因素，以及公众健康建立在个体健康总和之上的理念转变，常规公共卫生法治不但迅速兴起，还成为了现代公共卫生法治的主要内容。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发挥健康促进机制强化公共卫生守法体制的作用：就一般性策略而言，体现为作为再社会化中介的健康教育、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国民基本素养的健康观念的培育、公民健康自主责任意识养成等。有学者将社会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健康的社会梯度，其研究结论是：社会地位越高人就越健康，富裕的人往往拥有更健康的身心，而贫穷有害健康。[54]陈卫佐：《现代民法典编纂的沿革、困境与出路》，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5期，第252页。这一规定奠定了国家在促进和保护公共健康上的政府责任，从而授予了政府规制公共卫生的权力。

现代公共卫生法治的实施依赖于包括税收、信息环境改变、经济差异处置、直接规制、间接侵权机制等在内的规制工具，并随着公共卫生模式的变迁而逐渐扩大国家权力干预的范围和边界，形成了紧急公共卫生法治和常规公共卫生法治并存的二元格局。它是指通过将健康考虑（health considerations）纳入跨部门和政策领域的决策（decision-making）以改善所有人健康的协作方法（a collaborative approach），其目标是确保所有决策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了解各种政策选择所带来的健康、公平和可持续性方面的后果。三是平台的规则要求与其发布指令紧密关联，如平台对配送员的送达时间要求是根据平台自身路线规划和算法计算的路程时间做出的。

在平台与配送合作商互为补充的管理模式下，专送骑手所受劳动管理更严格、劳动控制更精确，这一用工关系中的人格从属性相较工厂模式下的劳动关系更加强化。法院认为，被告达疆网络公司为商户和用户提供居间服务。（四）算法控制的从属性要素梳理据上文关于平台应用算法管理从业者的事实展开，可梳理从属性三方面的检验要点。（一）从劳动关系到劳动权利的提出以专送骑手为分析样本，对其算法控制实践进行从属性检验，会出现共同雇主管理下用人单位如何归属的劳动关系认定困境。

在企业发展进程中，此类外包业务的经营行为并不罕见，美国知名劳动关系学者、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劳工部工资和工时部门的负责人大卫·威尔（David Weil）将该现象形象地称为割裂的工作场所（The Fissured Workplace）。[46]参见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公安局、南京市司法局共同制定的《关于规范新就业形态下餐饮网约配送员劳动用工的指导意见（试行）》，宁人社规〔2021〕4号，第1条。

[27]见前注[18]，林嘉书，第95页。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2民终8125号。对于雇员无需承担经营风险的判断较为直接，平台用工模式下，从业者通过注册账号的方式成为一名劳务提供者，不参加任何平台经营事务，自然无需承担平台经营风险。然相反论点指出经济从属与受雇人和雇主间之经济或财政状况无关，受雇人之经济状况未必不如雇主[29]。

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下的平台从业者虽不满足全部从属性特征，但与平台或配送合作商之间仍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从属关系。[40]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2民终8125号。[28]台湾地区劳动法学会编：《劳动基准法释义——施行二十年之回顾与展望》，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5页。[32]王全兴、王茜：《我国网约工的劳动关系认定及权益保护》，载《法学》2018年第4期，第61页。

结合当下劳动力市场实践看，多元就业趋势和收入结构多样化使生存和经济来源上依赖于雇主不再成为劳动关系成立的必然条件。关键词:  算法控制 平台用工 劳动关系认定 劳动权利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数字经济逐渐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培育激励新业态成长，催生出网约工等多种灵活就业形式。

在合规义务方面，平台就其处于关键环节控制的劳动条件项目应主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如对专送骑手结算的单笔订单劳务报酬或综合计算薪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这一转向包含两方面意涵：其一，无论平台从业者有无劳动关系，对其劳动权益都应当予以适当的保护。

[58]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指出，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以下简称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57]参见王茜：《平台三角用工的劳动关系认定及责任承担》，载《法学》2020年第12期。总体上，平台对从业者进行指示、监督和考核，相应地，从业者服从指示，接受惩罚，受领报酬。[2]据《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2020年中国企业整体采用灵活用工的比例达到55.68%。注释:[1]参见《2021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22—06/07/5694419/files/92476f85ea1748f3816775658bbd554f.pdf。有学者将人格从属性归纳为服从工作规则、服从指示、接受检查及接受制裁四个方面，[19]另有学者以用工自主权、[20]指示命令权、[21]监督权、惩处权等来表达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实施的控制及双方的隶属关系。

与此同时，应对参与劳动管理的多个用工主体进行恰当的权利义务安排，以达到为劳动者提供全面、真实、有效的劳动保护之目的。[70]美国加州于2020年11月通过的第22号提案（prop.22），规定平台应为网约车司机提供最低工资保障、医疗保险补贴、职业伤害保险和反歧视等一系列劳动保护。

在当前审判实践中，已有判决意见注意到对平台施加守门人责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如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在一审中指出，骑手劳动关系归属的模糊与平台公司的经营过错有关，平台公司对配送合作商与骑手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应承担审核义务。对于符合确立劳动关系，但存在多元用工主体的情形，亦可以通过政府指导协议的方式确定多方用工主体的用工责任。

具体而言，应将平台视为平台用工生态中的守门人，从而要求其承担守门人责任。其次，经济从属性的判断要素较为丰富，可从经济资源、来源的依赖性，经济弱势地位和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组合等角度分析，经济从属性判断具有显著的个案差异性，需对平台用工类型加以类型化区分后再做判断。

[17]然而，在算法控制视域下展开平台用工研究，仍应优先关注事实判断，为重新审视平台用工实践中的控制与从属创造一次机会。再如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有学者主张对互联网生态具有极强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大型在线企业应作为有能力管控特定网络空间个人信息收集和处理行为的‘守门人。[14]董保华：《论非标准劳动关系》，载《学术研究》2008年第7期，第51页。四、从劳动关系到劳动权利算法控制视角的引入将对平台用工的关注从劳务交易平台转向劳动控制过程。

守门人理论的提出和应用，能够为当前补齐新业态从业者劳动保护法律短板提供原理支撑。因此，平台具有承担劳动保护义务的正当性，也具备履行劳动保护义务的能力。

发挥平台人力资源管理数据化、算法化的技术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有助于平台用工持续健康稳定发展。[15]O'Connor v. Uber Technologies, Inc. et al., C13—3826 EMC （N. D. Cal. Sep.17,2013）.[16]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京0108民初53634号。

[47]这意味着专送骑手从属于平台+配送合作商这一整体，而我国劳动关系法律以一对一的典型劳动关系为基础。[70]See Uber BV v. Aslam [2021]UKSC 5.[71]See California Proposition 22, App-Based Drivers as Contractors and Labor Policies Initiative （2020）, Ballotpedia, http：//ballotpedia.org/California_Proposition_22,_App-Based_Drivers_as_Contractors_and_Labor_Policies_Initiative_（2020）.作者简介：罗寰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2]我国劳动法学的产生背景虽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学界对从属劳动理论是普遍认同的，[13]认为‘从属性构成了劳动关系的独有特征，是劳动关系与其他领域的法律关系相区别的关键点，在这一点上没有争议，[14]进而，对劳动关系成立与否的讨论往往是基于从属性的考察。平台在掌握配送数据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从业者的实时个性化、动态化管控。[18]参见林嘉：《劳动法的原理、体系与问题》，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从劳动关系到劳动权利之提倡，即要求挣脱对劳动权利的争取被迫首先转化为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限制，转向对平台从业者劳动权益保护缺位问题的关注及反思。

司法救济方面，关于平台基于其组织劳动用工事实而承担守门人责任的主张，能够直接应用于当前审判实践，适当补齐平台从业者的劳动保护短板。（二）经济从属性：经济依赖与生产资料所有经济从属性，指处于附属于用人单位的经济地位。

[38]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2民终8125号。一般而言，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工资报酬是经济从属性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工资支付凭证可作为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参照凭证，即劳动者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劳动，用人单位支付工资是获得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对价。

由于平台的信息支配地位和算法的强大运算功能，算法应用往往带有控制色彩，从业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服从平台指令，自主性受限。三分法径路的价值在于积极承认现有劳动关系法律体系已无法适应多元化用工模式的发展，提倡采用一种新路径以保护难以被认定为劳动者却又应该受到劳动权益保护的从业者。